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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渡西渐:厦门助孕长江移民的水与火之歌

作者:广龙助孕时间:2019-11-06 13:27:26热度:52475
半月谈记者皮曙初在人类历史长河中,人口大规模流动是社会变迁和文化发展的催化剂。尽管在中国传统中,安土重迁一直是埋藏于人们心底的文化基因,但是数千年来,波澜壮阔的

  半月谈记者 皮曙初

 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,人口大规模流动是社会变迁和文化发展的催化剂。尽管在中国传统中,安土重迁一直是埋藏于人们心底的文化基因,但是数千年来,波澜壮阔的移民大潮仍不时发生。从“永嘉南渡”到“靖康南渡”,从“江西填湖广”到“湖广填四川”,发生在广阔时空的人口流动,加速了地域文化的融合汇通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进程,也使长江文明带成为一条名副其实的移民文化带。

  “衣冠南渡”

  “朱雀桥边野草花,乌衣巷口夕阳斜。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。”南京秦淮河畔的乌衣巷,狭窄幽静,历史悠久,如今是游客必去的网红打卡地。诗人刘禹锡所说的“旧时王谢”,指的是晋代王、谢两个豪门大族,两家不仅出了王导、谢安等名臣能相,更有王羲之、谢灵运等文化巨擘。这两大家族,便是西晋末年“永嘉南渡”的移民。

  结束了三国鼎立局面的西晋,好景不长,前有“八王之乱”,后有“五胡乱华”,加之灾荒并起,“人多饥乏,更相鬻卖,奔迸流移,不可胜数”。永嘉五年(公元311年),都城洛阳沦陷,晋怀帝司马炽被俘,王公士民被杀者3万余人,宫内珍宝财物和宫女被掠,宫庙官府和民房被烧,十分惨烈,史称“永嘉之乱”。

  “永嘉之乱”使北方的官民十分恐慌,中原世族大批南渡,百姓也跟着逃亡,形成了声势浩大的“衣冠南渡”之潮。“衣冠”即指中原文明,“衣冠南渡”就是中原文明的南迁。“衣冠南渡”的人口,据历史学家的估算,约有90万。大批北方流民沿着大运河、汉水南下,涌入江淮、两湖之地,其中以今天江苏等地为最多。

  公元317年,司马睿在南渡士族与江南士族的共同支持下,在建康(今南京市)称帝,建立东晋王朝。南京在三国时期即是东吴政权的都城,自东晋至南朝宋、齐、梁、陈,都城均在南京,史称“六朝”。

  第二次大规模的“南渡”发生在中唐时期,即“安史之乱”之后。在一些史学家看来,“安史之乱”不仅是唐代由盛转衰的转折点,而且是中国古代史上一次重要转折。此前,中国经济文化的支撑偏重于北方黄河流域;此后,经济文化的重心则在一定程度上向南转移。

  “安史之乱”发生后,中原士民为避战祸,纷纷举家南迁。李白在《永王东巡歌》中这样描绘:“三川北虏乱如麻,四海南奔似永嘉。”史籍中也记述:“天下衣冠士庶,避地东吴,永嘉南迁,未盛于此。”可见,“安史之乱”后的北人南迁,又是一次对长江流域的大规模移民潮流。

  这次的移民潮,移入地不仅有江淮、江汉,还有川蜀之地。唐玄宗避祸入蜀,也引得大批北方士民迁蜀。四川是天府之国,历史上一直是富庶之地,又相对安稳,许多北人入川之后,就定居下来。

  虽然唐王朝的政治重心并没有因“安史之乱”而转移,长安城依然是都城,但是这一次的“南渡”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北方经济文化的凋敝和南方的勃兴,为江南发展奠定了经济和人文基础。

  “靖康之难”则是第三次大规模的“南渡”移民。靖康元年(公元1126年),金兵攻破宋都汴京,次年二月掳徽、钦二帝北返,北宋王朝覆亡。赵构称帝,建立南宋政权,随着金兵南下,被迫南迁,最终定都临安(今杭州市)。

  正如朱熹所述:“靖康之乱,中原涂炭。衣冠人物,萃于东南。”备受战争之苦的北方百姓纷纷南下,“高宗南渡,民之从者如归市”“中原士民,扶携南渡,不知其几千万人”。

  “靖康之难”后的迁徙大潮,似乎规模更为庞大,而移民的区域也更为广阔。时人记述“江、浙、湖、湘、闽、广,西北流寓之人遍满”,长江流域自西至东,几乎都是移民的迁入地,甚至福建、广东等地,也有大批北方移民迁入。

  宋室南移,以杭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经济文化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高潮,四方士民商贾辐辏,意味着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完成。长江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巩固强化。

  从“江西填湖广”到“湖广填四川”

  有南北交汇,也有东西交融。自秦汉至宋元时期,北民南迁成为中国古代移民史上一个基本特征。而自元代以后,移民的潮流有了新的动向,由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向两湖、四川内地移民突出,“江西填湖广”“湖广填四川”都是著名的西迁运动,加速了长江流域内部的经济文化平衡发展。

  在湖北黄冈、安徽安庆等地,人们往往自称是“江西老表”,他们认为自己的祖先来自江西。在民间,“北有山西洪洞大槐树,南有江西鄱阳瓦屑坝”的说法也很普遍,江西鄱阳瓦屑坝、湖北麻城孝感乡是与山西大槐树、山东枣林庄等齐名的“移民发源地”。

  瓦屑坝是鄱阳湖边一个古老渡口,如今这里是著名的移民之乡,无数人寻根问祖的地方。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,元末明初,天下纷扰,兵祸不绝,水旱蝗疫,灾害接踵,一时之间生灵涂炭,人口锐减,“千村血洗”“万灶烟寒”“白骨露于野,千里无鸡鸣”。洪武之初,朱元璋面对这种满目疮痍、田荒地芜的局面,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移民屯田、奖励开垦。

  江西、山西等地由于战事相对较少,人口较多,成为移民的主要来源地。山西洪洞大槐树和江西鄱阳瓦屑坝,成为这次“洪武大移民”主要集散地。江西饶州等地的移民,以瓦屑坝为中转站,背井离乡,迁往鄂、皖、湘等省。

  关于这次大规模移民,在鄂、皖、湘等地的一些地方志及宗族谱中,都留有痕迹。比如民国时期黄冈《黄氏宗谱》中记载:“现今大姓杂于冈、水、麻、安(即今黄冈、浠水、麻城、红安)者,类皆发于江右(江西)。”麻城市曾收集了142套族谱,通过对这些家族源流的分析,从江西迁移到麻城的就有125支。

  在“江西填湖广”的同时,还有“湖广填四川”之说。晚清魏源在《湖广水利论》中道:“当明之季世,张贼屠蜀民殆尽,楚次之,而江西少受其害。事定之后,江西人入楚,楚人入蜀,故当时有江西填湖广、湖广填四川之谣。”

  关于湖广填四川,一种说法是,元末徐寿辉麾下明玉珍率部西征川蜀,后来留在当地自立为帝。由于入川将士大部分为湖北黄冈人,黄冈百姓为避战祸外逃,纷纷迁往四川,垦田开荒。后来,朱元彰实行移民政策,又有大批周边地区的民众迁入川蜀之地。有意思的是,入蜀的移民后裔大多认为自己的祖辈来自湖北麻城孝感乡,纷纷以“麻城孝感乡”作为自己的身世认同。

  另一种说法是,明末清初,四川饱经战乱,“田垄荆莽丛生,虎狼白昼肆掠”之类的记载频现于地方志中。于是,清政府几次颁诏,允许各省贫民入蜀开垦,准其入籍,并给予免征赋税的优惠政策。入川之民,多自称湖广人氏,其中又以来自“麻城孝感乡”者为最多。

  种种说法都有民间口口相传为依据,也有方志族谱为佐证,可见长江流域自元末以来就发生了规模庞大的自东向西移民走向。有学者还提出,这种流动是长期持续的,发生的时间甚至比元末明初更早:四川在汉唐时期已是全国最发达的区域之一,但在宋代以后受战乱影响,人口流亡,社会经济受到很大的破坏,“有可耕之田,而无耕田之民”,于是引来大量外地贫民的自发流入。元末明初与明末清初的大规模动迁,不过是这个长期持续过程中的两次高潮。瓦屑坝、孝感乡则是这些移民高潮中被打下深深烙印的标识,成为移民后裔们追溯记忆的文化符号。

  文明的交融

  如果将视野放得更广阔,发生在长江流域的人口迁徙与流动或许更为久远、更为深沉。

  早在史前时期,长江中下游就曾有良渚、石家河等著名的新石器文化。但是,这些史前文化先后消失。学术界的一种看法认为,这些南方部落在与北方黄河流域部落的作战中失败,被迫向北迁徙。《史记》中就有尧舜之时“迁三苗于三危”的记载。他们失去了原有的文化家园,却将长江流域的早期文明带向了黄河流域及其他地区。

  先秦时期,楚国的先民来自黄河流域。根据史料记载,祝融部落的一支沿着汉水南迁,最后落脚于丹阳之地。他们带来黄河流域的文化,并与长江流域土著文化融为一体,在被称为“荆”“楚”的地方筚路蓝缕、以启山林,创造了后来辉煌数百年的楚文化。

  移民是文化的载体。当中华文明进入南北交融、东西互渐的常态,移民就加强了文化相融的深度。

  秦汉以后的长江流域开发相对沉寂于北方,一些地方甚至退还为“蛮荒之地”“边恶之州”。但是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,将北方文化习俗、风物人情带到长江流域,并与当地文化融为一体,恢复了长江两岸的勃勃生机,并使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。

  “永嘉南渡”之初,士人们慨慷悲怆、击楫中流,誓言“克服神州”。然而,随着时间流逝,政局趋稳,这些北方移民逐渐接受了南方的山水明媚和物产丰富,江南文化迎来了相对繁荣的时期。

  河东名士郭璞南下后,以壮丽的文辞和恢弘的气势写了一篇《江赋》,他说:“考川渎而妙观,实莫著于江河!”考察天下百川的奇妙景象,实在没有可以胜过雄伟长江的!

  “山外青山楼外楼,西湖歌舞几时休?暖风熏得游人醉,直把杭州作汴州。”林升的这首《题临安邸》,虽是对南宋统治阶级纵情声色享乐、不思救亡图存的控诉与义愤,但从中也可以看出移民江南后的北人实已与江南融为一体。南宋时期,长江流域语言及饮食、服饰、婚姻、丧葬等风俗习尚,均已受到北来文化的全面影响,“水土既惯,饮食混淆,无南北之分矣”。

  李学勤、徐吉军主编《长江文化史》中认为,赵宋政治中心和北方移民的南迁,对长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,使这一时期的长江文化再次感染上浓厚的黄河文化色彩,并完全确立了此后长江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。

  江西是宋代文化重镇,经济文化发展的高地之一。元代以后“江西填湖广”“湖广填四川”的移民过程,在长江中游开创出“湖广熟,天下足”的新局面。明代的黄州府人才蔚起,文化勃兴,不得不说是江西移民带来的人文繁盛。而湖广移民对川蜀的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。

  如果说南北移民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两大文明糅为一体,那么东西移民则不断地改变东中西部的不平衡状况,促进了长江流域内的经济文化均衡。

  “安土重迁”是中国人的固有观念、文化基因,历史上的移民高潮看起来声势浩大、轰轰烈烈,然而每一次的南渡北迁、东移西渐,实际上都是一曲背井离乡、抛家舍业的悲怆之歌,其情其状实属凄惨。正如元代张养浩所写:“哀哉流民!为鬼非鬼,为人非人。哀哉流民!男子无缊袍,妇女无完裙。哀哉流民!剥树食其皮,掘草食其根。哀哉流民!昼行绝烟火,夜宿依星辰……”

  然而,正是世世代代华夏儿女以克服艰难困苦的勇毅与朴诚,创造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壮丽图景!(未完待续,请关注下期“重振长江文明带”之八)(刊于《半月谈内部版》2019年第10期)

【编辑:郭泽华】